1988年，在台湾42年的我党地下工作者，伪装身份回到大陆。没想到到家后，却看到一屋子的孩子，他疑惑地问道：“我42年没回来了，这些孩子是谁的?”
1988年，广东丰顺县埔寨镇采芝村。一个清瘦的老人站在自家老屋门前，脚边放着褪色的旅行袋。院子里几个孩子追逐嬉闹，谁也不认识他。
他愣了半天，直到屋里走出一位白发老妇。两人对视许久，他才颤声问：“我是汉光……42年没回来了，这些孩子是谁的？”
老妇扶着门框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声音却平静：“你走那年，我已经怀上了。这是你儿子，那些跑着的，是你孙子孙女。”
老人手里的旅行袋滑落在地。他叫谢汉光，离开时还是个新婚青年，回来已是白发苍苍。而这42年的故事，要从头说起。
1917年，谢汉光出生在广东丰顺采芝村，家里11个孩子，他排行老二。父母省吃俭用供他念书，就指望他能出息。谢汉光也争气，19岁考进了广西大学农学院。
那会儿，李四光、竺可桢等进步学者都在校任教，课堂内外满是抗日救国的呼声。谢汉光跟着同学们上街游行、读进步书籍，心里越来越亮堂：只有共产党，才能救中国。
1942年毕业后，他被分配到广西农业试验场，后来又到黔桂铁路柳州农场工作。他利用职务便利，把农场变成了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，掩护同志、传递情报，干得利落。
可没多久，叛徒出卖了联络点，他只能逃回老家，暂时当了名乡村教师。人虽然躲着，心思却一刻没停——他还没入党，这事压在他心头，沉甸甸的。
抗战胜利后，谢汉光几经周折联系上组织，递交了入党申请。很快，他如愿成为正式党员。好事成双，朋友又给他介绍了曾秀萍，一个读过书、明事理的姑娘。两人见面就投缘，认识没多久便结了婚。
可婚礼的喜气还没散尽，第九天，密令到了：即刻动身，去台湾执行潜伏任务。
谢汉光来不及多想，只对妻子说了一句：“别等我，这一走，不知道哪年回来。”曾秀萍没哭，就说了三个字：“我等你。”
1946年，谢汉光和一位女同志假扮夫妻，渡海到了台湾。他被安排进台湾省林业局当技术员，表面上满山跑着勘查树种，实际上把港口、道路、驻军的情报一条条记下，通过地下交通线源源不断送回大陆。日子过得像走钢丝，白天若无其事，夜里枕戈待旦。
1950年，最坏的事来了。台湾地下党负责人蔡孝乾被捕叛变，交出了大批潜伏人员的名单。谢汉光的名字赫然在列。特务连夜抓人，多少同志一去不回。谢汉光恰好外出，得到消息后连行李都没拿，一头扎进了台东的深山。
他逃到一个叫雾鹿的小山村，衣衫破烂，形同乞丐。村长是个恨透了国民党的老农，几句话就明白了他的来历。老人翻出村里失踪人口“叶依奎”的户籍，让他顶了这个身份。从此，世间再无谢汉光，只有一个沉默寡言的山里人。
山里的日子漫长无尽头。谢汉光把大学学的农技用起来，教村民嫁接果树、改良品种，谁都夸“叶依奎”有本事。有人张罗着给他说媳妇，他一概摇头，只说老家有老婆。
没人知道，他每天晚上躺在床上，听着山风虫鸣，心里一遍遍描摹着曾秀萍的模样。她还活着吗？改嫁了吗？他不敢写信，不敢打听，只能把这些念头咽进肚子里，一年又一年，头发从黑熬到白。
1987年，台湾开放部分居民回大陆探亲。谢汉光以“叶依奎”的名义，费尽周折办下手续，第二年春天踏上了归途。一路上他都在想：那个家还在不在？她还在不在？
直到站在这老屋前，看着满院孩子，他脑子一片空白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些孩子竟和自己有关。
原来，他走时妻子已有身孕。曾秀萍独自把儿子养大，儿子成家后生儿育女，院子里热闹的都是他的骨肉。她真就等了他42年。
谢汉光再也撑不住，攥着妻子的手，老泪纵横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安顿下来后，谢汉光找到当地政府，把潜伏经历说了。又联系上当年在台湾并肩战斗的老战友陈仲豪，对方为他作了证。经过反复核实，党组织恢复了他的身份，给他办了离休手续。
晚年，谢汉光常坐在院子里，给孙子孙女讲台湾山里的故事，却很少提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。只有在深夜里，他才会翻出珍藏的结婚照，一个人看上很久。
1996年，谢汉光在故乡去世。他用一生，守住了对信仰的忠诚，也守住了对妻子那42年的约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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